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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青:深入农民生活的人民作家【柳青诞辰100周年采访阎纲先生和柳青之女刘可风】

魏锋 2016-12-08 14:12

 
文/魏锋
 
柳青是当代著名作家,曾在西安市长安县皇甫村深入生活14年,创作了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创业史》,《创业史》被认为是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经典之作。柳青的精神遗产在中国当代文学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40年代柳青在陕北标准像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15日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谈到文艺需要人民时,他特别提到了柳青,对他“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的生活实践与创作追求给予高度评价,鼓励当代作家向柳青学习。总书记指出:柳青为了深入农民生活,1952年曾经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后来辞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常委职务,并定居在那儿的皇甫村,蹲点14年,集中精力创作《创业史》。因为他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1946年柳青在大连写作种谷记
 
今年6月13日是柳青去世38周年纪念日,7月2日是柳青诞辰100周年。著名评论家阎纲十八年间,总共六次拜访柳青,柳青女儿刘可风,从1970年到1978年陪伴父亲走完人生最后九年,她在父亲去世的1980年代前后,走访了许多历史当事人,并做了大量的记录;自2000年起,退休后的刘可风耗时十几年全力撰写《柳青传》,试图呈现一个不同于文学史上经常叙述的柳青,呈现一个时代的精神创业史。
 
今年以来,笔者专程拜访了阎纲先生和柳青之女刘可风,让我们一起聆听阎纲先生讲述柳青的生活体验、《创业史》的历史价值以及今天如何向柳青学习。一起走进刘可风的《柳青传》,一起领悟柳青文学的精神精髓,弘扬中国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对话阎纲:回忆柳青纪念柳青
 
 
1932年11月6日柳青在省立榆林中学(中排右一)

 
1936年柳青在陕西省立西安高中(后排右二)
 
魏锋: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三位著名的陕西作家中,路遥反复研读《创业史》,共七遍,从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陈忠实说,他只见过柳青一次,“还是他在上边讲、我在下边听”,称柳青是“伟大的作家”,也七读《创业史》,耗时六年创作《白鹿原》。贾平凹说,他那时年轻,读柳青,称柳青是作家的一面旗帜,却缘悭一面。你在十八年间多次拜访柳青,这很难得!
 
阎纲:从1960年全国第三次文代大会上第一次拜访柳青起,到1978年柳青逝世的十八年间,总共六次拜访柳青,我熟悉柳青,但没有深刻理解柳青,现在纪念柳青,就要深刻理解柳青、继承柳青。
 
在文代会召开前一年的1959年4月,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开始在《延河》杂志上连载,同年《收获》转载,1960年6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
 
7月22日,全国第三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那时在《文艺报》工作,专程看望柳青。
 
一见面他叫“乡党!”“你是礼泉人吧?那就是乡党了。”
 
“你是吴堡人。”
 
“我现在成了长安人,和你离得更近了。”柳青嘴角含笑。
 
“文艺界都在传,说柳青得了一种怪病,这种病最讨厌香气,洒过香水的妇女从身边一过就休克”……看到柳青偶尔气喘吁吁的样子,我赶快问候他的健康状况。
 
柳青笑了,说:“没有那么严重,反正麦子扬花的时候就得躲躲。”“你看了书是咋想的?”柳青把话题转到《创业史》。
 
“首先是《创业史》的语言吸引了我,好像是家乡来人了,亲口讲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感,‘我跟你没话!’‘咱就是这话!’听来真实亲切,一点隔阂也没有。”
 
“那里面的话,外地人懂不懂?”
 
“北方人没问题,越土越亲,南方人怕要大打折扣。”
 
我提到有同志认为改霞这个人物太知识分子味,篇幅也占的太多,可以删除掉……柳青没有回答。
 
柳青在文代会上发言:“短短的几年,就把一个几千年落后、分散的社会,从根底上改造了。庄稼人现在成了敢想、敢说、敢做的公社社员。时代赋予中国革命作家光荣的任务——描写新社会的诞生和新人的成长。思想意识的改造是首要的,最重要的是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工农兵方向的坚定性。”
 
此后再见,我向柳青请教《创业史》的写作和评价。
 
柳青说:咱这个文学界,我算是在这个“界”中,又算是在这个“界”外。然后郑重其事地回答说:一个作家要写作,必须向人民负责,出发点是人民,表现的是人民,写出来后说好说坏也是人民;一个作家本事再大,也不能把人民表现的天衣无缝。《创业史》还要不断地修改。
 
接着说,写作品,不要梦想轻而易举能够成功,而是要经过读者反复地看、反复地争。一个作品出来,必须创造机会,进行原则性的争论,让人家提出最严格的要求,容许人家最充分地分析书的缺点,也容许有人辩解。辩解的人不算绝对地肯定,分析缺点的人不算抹煞成就。然后,看群众的反映,广大群众评判作品,既快又准,一定要交给群众。我认为,这是我们文学登峰造极的唯一途径,但也是非常崎岖的艰苦的道路。除此以外,没有第二条路。你生前不这么作,死后还得怎么作。应该争取经过争论,“这是我一条最重要的意见。”
 
“你的写作计划?”
 
《创业史》计划写四部,一直写到公社化。也许写不完,谁知道还会有多少周折。“写《创业史》的目的,是反映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歌颂新农村怎样诞生、新农民怎样成长,这是我们一代作家的光荣任务。”
 
柳青穿着很朴素,上身是一件有点褪色的旧呢子制服,说话满口浓重的陕北音调,那双炯炯的眼睛,放射着智慧的光芒;脸上带着旷野里长大的庄稼人的黝黑和坚实,没有书房里坐大的知识分子那样的纤细、白净和文静。通过眼前的柳副书记(他在长安县兼任县委副书记),我好像看见《创业史》里县委杨副书记的影子,对杨副书记的印象更加具体化了;我又从杨副书记的身上,进一步认识了柳副书记。
 
过了几年后,困难时期,北影著名导演水华多次联系我,征求我对《创业史》改编电影的意见。鉴于人民公社化助长浮夸风、共产风,我意《创业史》合作化的方向不大好把握,心理描写又多,作者的议论更多,极力用激进的思想“教育农民”,电影不好诉诸画面。
 
水华认为,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是值得坚持的,其它问题画外音可以解决。
 
《创业史》电影剧本写出来了,终未拍成电影,此后也销声匿迹。
 
 
1936年刘蕴华在上海中学生文艺季刊以柳青笔名第一次发表文章

 
60年代柳青在全国文代会上
 
魏锋: 1963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运动中,社教干部批评柳青“长期脱离阶级斗争,不参加机关斗争,在皇甫村养尊处优”,说柳青是“四不清”干部的黑后台。
 
阎纲:文化大革命来了,柳青一转眼就成了“走资派”、“黑作家”,《创业史》一夜间成了“大毒草”。无休止的批斗逼得他支触电(所幸脱险)。《创业史》第二部手稿失踪,爱人马葳跳井自杀。
 
1976年9月,我当时在《人民文学》工作,组稿回西安,踏上关中平原美丽的乡土,首先想到的就是请文化厅长鱼讯带领周明、毛琦、杨璀我等看望柳青。
 
柳青住在西安韦曲长安干部休养所,这是一间普通的宿舍,陈设极为简陋,入秋,室内气氛更加冷清。
 
矮矮的个儿、佝偻着身子、拄着拐杖被可风扶进房门,啊,柳青!微微驼背,面色发青,清瘦的脸上腮须浓密,步履维艰;瘦了、老了、小了,一对炯炯有神、亲切和善的眼睛依然明亮和深邃。
 
柳青打趣地说:“我现在是寸步难行!”他很吃力,喘着气,张大口使劲地用哮喘喷雾器往上喷气,每走一步,都要人用自行车推着。他天天下楼、上楼去医院打针。
 
“你写作任务那么繁重,身体这么不好,为什么不安排好住房问题、治疗问题!”
 
“咱几个娃,没一个能来照看的,要来,都是临时工……”柳青边说、边费劲地咳嗽,连忙挤握哮喘喷雾器往嘴里喷气,然后微笑着说:“如今时兴走后门呀!”“我现在住干休所是名正言顺。我是老弱病残,正合‘干休’!”
 
“收到《人民文学》没有?有什么批评意见?”
 
“没”。
 
“每期都寄,寄到你所属是单位转你,怎么一本也没有收到?”
 
“这就是风气!”
 
善于知人论世的柳青,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一应俱全的锻炼,又眼见时下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我预感《创业史》的第二、三、四部里,历史将在他的笔下得到真切深刻的反映。他说话还是那么从容有力,夹带着严峻的幽默。
 
“希望把《创业史》第二部改定的章节在《人民文学》上先行发表……”
 
“原来给孩子做了动员,要她们围绕我的工作,把生活安排好,好把《创业史》第二部改下去,想不到病老是来干扰……”说着说着,柳青又喘了一会,静了静,然后接着说:“近年来身体不好,《创业史》现在看来,完成四部困难了。前一晌想动笔,好不容易和那里面人物混熟了,钻进去了,可是,身体又不行了。”
 
接着是连连不断的喷雾。又一阵咳嗽,柳青忍着痛苦吐出一口痰,用小杯接住,看了看,无力地说:“还得住院,肺心病,痰里带血。”
 
拜访结束,柳青非要送下楼不可,经过再三劝阻,他留在楼梯的拐角。
 
当我们上车时,他从楼梯的窗户伸出头向我们微笑招手。车子开动后,他还站在哪里。我想多看他一眼,车子拐弯了。那挥手之间的神情动作,深深印入我的脑海。
 
去年冬季以来,邓小平受到疯狂的诬陷,今年1月,敬爱的周总理不幸逝世,这一冬一春的险恶境况,是柳青有生以来最痛苦的时期,病情随之恶化。
 
死神随时会来叩他的门!
 
 
魏锋:一个月后,粉碎“四人帮”,柳青下了病床,未等沉疴痊愈,即展开稿纸辛勤耕作,同意将第二部前十三章先行出版,作为向党中央献上的一份心意,柳青来北京了。
 
阎纲:是啊!1977年酷暑,消息突然传来:为了出版《创业史》第二部上卷,柳青来北京了。我约上周明骑着自行车风驰电掣飞一般地来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宿舍。
 
叫门没有人应,我们破门而入。一阵鼾声时起时伏,十分匀称、格外香甜。进屋一看,我们笑了,柳青蜷缩在凉席上,睡得很熟,浓黑的胡须随着有力的鼾声一起一落,我们连喊他几声,没有把他叫醒。
 
柳青全身是关中农民的装束,褂子对襟,裤腿高挽,脸色稍黑但不发青,胸前放了一把大蒲扇。已经是下午四点钟了,该是午睡起床的时候了,我们决定摇醒他。
 
柳青坐了起来。
 
“看气色,你强多了,比去年秋天见你时强多了。”
 
“去年是去年,今年是今年。”
 
柳青急忙起身沏茶,还让我俩放开抽烟,说他也抽。柳青抽的是南方一种叫“洋金花”的治哮喘的特制纸烟,不是普通的香烟,而普通香烟哮喘病人是难以忍受的。从吸烟问题上可以看出,柳青的身体大有转机。
 
我们把新出版的几期《人民文学》交给柳青,问他后来补寄的刊物收到没有。他说没有。“挂过号的啊!”柳青叹气:“挂过号的也是一样。”
 
柳青询问文艺界和刊物编辑部的情况,兴致勃勃地听,一边听,一边笑,有时笑得像孩子一般天真淳朴,手里仍然攥着当年那个哮喘喷雾器。
 
“这个东西你还是丢不开吧?”
 
柳青指了指桌子底下说:“又增加了一位。”这是一个橡皮做的氧气袋。环顾四周,我发现了:一张木床,一张三屉桌,桌上是一些药瓶和生活必用品,桌下是那个氧气袋,窗台上放着一部分《李自成》第二卷的清样。一间很小的卧室反而显得空荡。柳青除去维持呼吸、争得劳动时间以外,别无他求。
 
“去年见你病成那样,真担心四部写不完呢!按你现在的身体和心情,有希望把它写完。你写第一部花了四、五年时间,第二部也差不多四、五年,总共不到十年。那时你还是一边生活、一边写作,也是有病呀!1972年周总理就希望你把身体养好,把《创业史》写完。总理多忙呀,还会记着你柳青!为了总理,你应该有这个信心。今后,党中央会给你安排的。”柳青在凝神默想,深情地叹一口气,说:“那怕把第二部改完也好!……”叹息自己没有一副好身体,担心《创业史》写不完,说,《创业史》第二部上卷即将出版,不到第二部的一半,只是一个心意!第一部的改本年内也可以出来,
 
“去年到韦曲,你也是在这样的房楼送我们。”
 
“是的,两座楼的样子很像,快过去一年了!”柳青的精神好多了,不仅询问了文艺界的一些人,而且想知道文艺界更多的事。此时的柳青,又回到这个“界”里来了!
 
 
1963年柳青与黄甫村群众在一起
 
魏锋:同年冬天你又回了趟西安?
 
阎纲:1977年11月份,我回到西安参加陕西省文艺创作会议,打听柳青病重住院的消息,遗憾的是王汶石、魏钢焰、杜鹏程都发言了,不见柳青到来,我就去剧院大门口等候。车了终于回来,但柳青没有来。医生不答应:“人病成啥样子了,出了事谁负责?”
 
11月14日上午,会议结束。朦朦的细雨中,我到陆军医院看望似乎久别的柳青。
 
柳青又瘦了,说话嗓子有些沙哑,陕北口音显得更加浓重。柳青躺在明亮的病房里,鼻子插着氧气管,旁边立着氧气瓶,床头放着中国青年出版社给他买的喷雾器,手里握着哮喘喷雾器。这三种器械像卫士一样陪伴着这个顽强的生命。
 
“在北京时,你还说精神了……看,又躺下了。”
 
“大家对你非常关心,可惜没有和你见面。”
 
“见不成了,写了篇书面发言,刚才定稿,改了无数遍。”
 
柳青的这篇题为《对文艺创作的几点意见》的文章,是他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文章开头就说“四人帮”统治中国文艺界是一场大灾难。他从生活、群众路线、美学、党性等几个方面崭露锋芒,准确地刺向“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此文登载在1977年第12期的《延河》上。)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刚收到刘茵寄自北京的来信,说最近邓小平同志委托中宣部负责人看望了作家姚雪垠。你的条件也会改善,这已经不单单是你个人的问题了。”
 
柳青没有吭声,沉默一会儿后,重重地吐出一句话:“小平同志不容易!”
 
我与柳青聊起读者对《创业史》的好评和某些看法,说:“有位同志激动地说,写农业方面的伟大作品是《创业史》。”
 
柳青郑重其事地说:“任何作品,假若是优秀的,那么,他必定是为群众所公认、在群众中享有最高威望的作品。这种作品是少数,你的作品是香花,还是毒草,用不着评论家担心,群众一下就能够确定,群众最快。主要是广大群众。评论家不相信群众的评论,容易引起群众的反感。”又加重语气地说:“不要给《创业史》估价,它还要经受考验;就是合作运动,也要受历史的考验。一部作品,评价很高,但不在读者群众中间受考验,再过50年就没有人点头。”
 
他挪到小圆桌旁的旧藤椅上,靠近我,说:“我今天觉得很好。”然后向嘴里喷足雾,闭了闭眼睛,片刻之后,神情肃然地说:“作品是自生自灭,还是不被遗忘,全部力量都在作品里头,作品以外,任何评论家给你加不上去。高明的评论家,能够发现作品优秀的地方与薄弱的地方,他的分析比较细致一点,提到一定的高度上,让作者与群众更加深刻地认识问题。不过,评论家的影响是暂时的,长远的影响在作品里面。不要像有些人对‘样板戏’那样,忽儿往上加优点,忽儿往上加缺点。”
 
又说:“你们搞文艺批评,不要列一系列书名,给作品排队。说哪本书,就是哪本书,具体分析具体内容,一本、一本来,不要拉在一起开书单,好像代表官方,这样不符合文学的特点。也不要‘重评’,绝对不是‘重评’的问题。‘重评’给人的印象是重新评定、重新肯定,别的作品都重新肯定?文革以前的都评错了?”
 
接着,激动起来,大骂江青,说江青根本不懂艺术,“她搞艺术完全是为了推行其阴谋政治!”柳青非常激动。
 
我劝他不要再说下去,此时,一位女军医进来查房。我退了出来,伫立在病房外等待医生出来。我询问了柳青的病情,央求她说:“他是一副硬骨头,了不起的作家……大家把他托咐给你们了!”
 
天阴得很重,雨下得很大……
 
 
1962年柳青在长安中宫寺接待文学青年讲课
 
魏锋:半年后,柳青又来北京,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二次来北京,人们非常担心他的病情。
 
阎纲:1978年5月的一天,中国青年出版社王维玲、南新宙先后打电话让我到朝阳医院去,说柳青找我,顺便带上几期《人民文学》。到了医院才知道,他这次到北京,是有同志设法把他转到北京治疗,并非病情恶化。
 
“过一天是一天,又拖了整整半年。你是去年十一月看我的?” 柳青盘坐在病床上侃侃而谈。
 
“是的。这半年你不简单,《创业史》第二部下卷在《延河》陆续发表了。”
 
“逼一逼好,逼着你不改不成。”
 
“《创业史》第二部里有什么新东西?第二部上卷出书后,好像没有发表评论。”
 
“第二部上卷里有什么新东西也说不来。不要写文章。写文章不到时候。听说你写了一篇?”
 
“我是想从中学习文学,培养自己的艺术鉴赏能力,写评论文章就是写学习心得。你有什么意见?”
 
“一个作品出来,要让人把缺点和意见说尽,我的书不能说全好。要分析形象,就作者的意图和形象达到的程度进行评论,不要评价太高。”柳青举了个例子:“有些作品的争论,是思想的争论,而不是文学的争论。有些作品作为传统教育可以,作为文学水平则不高。还有一些作品,经不起问几个‘为什么’,一问就倒了,比如某某人物,他的觉悟、他的仇恨从哪里来的?他把生命拿出来,但他的英勇、他的牺牲精神从哪里来的?从教育来的?生活中来的?先天血统来的?光说不行,要问形象达到了没有。我在写作中,所谓的‘创作苦闷’,大多来自这些方面。”
 
柳青忽然问道:“有一本叫《战争风云》的书吗?”
 
“有,是一位美国记者写的长篇小说,受到过尼克松的推崇。”
 
柳青让我给他介绍书中的人物、结构和写法上的一些特点,让我给他把《战争风云》全部借来给他,看上去柳青在作创作准备,实现在年内修改完《创业史》第二部的计划。
 
关于《创业史》第二部下卷的构思情况,柳青说:“下卷有几章要写县上开会,省委书记出场”。柳青沉浸在艺术世界的遐想中,走进1954年合作化时期的蛤蟆滩顿,面部表情活跃起来。“写县城,是不想把作品局限在一个村子;当然,要以村子为基础。省委书记是个重要人物,这个人还去过苏联。本来不想让省委书记在第二部出现,但还是先出来了,我怕写不到第三部。这是一个农业社的代表会,全县已经发展了十个农业合作社。会议期间,村子发生变故,一解决,就结束。事故——乱了——吵架——解决——完了。”
 
又回到上次关于改霞的争论,柳青说:“梁生宝和郭振山在合作化问题上的冲突,就是通过改霞表现的。到了第三部,就要明说郭振山破坏人家的婚姻。素芳大哭,是哭旧制度。这个人后来代替欢喜妈当了队长。有个同志自命不凡,要砍掉改霞,我说他糊涂,只看政治,不看生活。政治不是两条线,任何时候都是三条线,一个世界,还有不结盟国家嘛!一定的时候,第三条线上的人是多数。”
 
接着议论了一番《创业史》新版的插图。
 
柳青兴致勃勃地打开外文出版社新出版的英文版《创业史》,说关于书名的翻译,还经过一番小小的争论呢!
 
我说:“全国文联和各个协会马上要恢复,全国文联即将召开全委扩大会,《文艺报》决定复刊,我已经归队,离开了《人民文学》。”柳青连连点头,还询问了筹备文联的人选和文艺界一些情况。
 
陪护柳青的大女儿刘可风听到我们谈话,高兴地插话道: “爸爸近日来精神很好,饭也吃得香,有时看不住,一个人偷偷下床跑了。”
 
柳青笑了,我大笑不止。看见柳青一边大口大口吃着碗里的酱肉,心里说不出的高兴。这是我第六次对柳青的访问,问答之间,柳青完全是一副主人公的姿态,我为柳青重新回到这个“界”庆幸,为柳青充沛的情绪激动不已。
 
柳青正吃着酱肉,姚雪垠和江晓天来了。
 
鹤发童颜的姚雪垠,现身说法,证明生命在于运动,62岁不算老,劝柳青增强信心,安心养病,把四大部作品完成。
 
“比你是不行了!”柳青端着酱肉碗,语调并不灰心。
 
为了让柳青休息,我和姚雪垠、江晓天依依不舍告退。在楼道,不约而同地说出各人的估计:改完《创业史》第二部,恐怕问题不大,问题不大。
 


胡耀邦参加柳青追悼会
 
魏锋:后来呢?
 
阎纲:1978年5月27日——6月5日,全国文联第三届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三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文艺界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举行的第一个全国性的会议。通过这次会议,文联、作协、音协、剧协、影协、舞协正式恢复工作。
 
我正在参加完这次大会,又去旁听了电影界一个重要的会。当我正要送《战争风云》给柳青时,万万没有料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6月14日,传来柳青先一天逝世的消息。我的泪水直流。
 
向遗体告别,柳青已经缩成一把骨头。他已经留下话:“我离不开长安这块土地,离不开长安人民,我死后把我送回长安,埋到皇甫原上。”
 
遵照遗嘱,柳青的骨灰分放在北京八宝山公墓和长安皇甫村神禾原墓地。北京和西安分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胡耀邦、李先念、陕西省委、省革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了追悼大会。
 
一个干瘪的陕北老汉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临终时体重不到五十公斤,只有一双眼睛荡漾着生意。
 
从这个“单个人”的身上,人们看清了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文学。
 
柳青去世5年后的1983年6月9日上午,我回到长安皇甫村神禾原墓地,连同时任陕西省文化厅长方杰、省作协领导王丕祥以及王愚、张素文等22人到柳青墓地献花圈。
 
沿神禾塬南下,是柳青那座破庙故居,屋舍墙院荡然无存,宅基也已塌陷,我站在西南角一丛荒草之上想象着《创业史》怎样在脚下这一小块土地上出世,想象文革期间满身疮痍的柳青站在这里喟然长叹,久久久久地。呜呼,什么都没有了,荒芜、空寂,空寂、荒芜,半生顿踣、死后寂寞,噫吁兮,这废墟上的冷寂! 5年过去了,柳青的形象还是那样动人。他的一生教人敬慕又让人困惑,他的死,我们不管什么时候想起来都十分难过。
 
告别柳青的墓地,我和皇甫村土生土长的两个高中毕业的女娃一块儿等车,问:“知道柳青不?”
 
“知道。”
 
“读过《创业史》吗?”
 
两个女子都摇头,有些不好意思。
 
 
魏锋:习近平总书记还几次提到“向柳青同志学习”,为此,中国作协和陕西省委宣传部在京联合召开纪念会。您在会上如何认定柳青的历史价值?
 
阎纲:纪念柳青,就是为了深刻理解他、继承他。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赞扬了柳青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精神。”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同时强调说:“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
 
核心内容是两条:扎根人民、深入生活;发现心灵美,创作真善美。
 
正是在这两个方面柳青创造了奇迹:一、在当代作家中,“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模范当数柳青;二、虔诚地“为政治服务”却(同比)写出最好作品《创业史》的,还是柳青。
 
魏锋:“两个奇迹”概括得好,当时没有哪位作家出其右者。
 
阎纲:柳青在世的时候,巴金还在世,我当时的印象:巴金是五四文学启蒙的产儿,柳青是文学服务工农兵的产儿。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旨在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讲话》是柳青的“圣经”,柳青是《讲话》最虔诚的践行者。
 
《讲话》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的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我们不妨作一番比照,以上《讲话》所要求于文艺家的,哪一条柳青没有做到?文艺界能数出第二个人吗?
 
周立波东北土改,始作《暴风骤雨》;赵树理长治办社,厥有《三里湾》;柳青皇甫村14年,《创业史》新成;罗杨缧绁,乃著《红岩》。蒋子龙离开工厂两个月就想得难受,说:“我用半天所了解到的生活,一个专程来采访的作家半个月也得不到。作家的生活是靠经常不断的观察和研究,不是偶然碰上的。典型是作家的心长期埋在土壤里所得到的结果。”
 
柳青像个苦行僧,磨顶放踵沉到基层,很苦。柳青下到基层后,找了一座破庙安家,拉扯一大家子人艰苦度日,吃粗粮,“不疯魔、不成活”,在感情上来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为农民兄弟净办好事。他给社员编写《耕畜饲养三字经》,他见陕北农民干旱贫瘠“于心不安,”撰写《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上呈当局。他拉扯一大家子艰苦度日,吃粗粮,吃草,时不时地哮喘着。他调停人事纠纷家庭矛盾,宁肯自己吃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哮喘着,日常医疗费没有报过,稿纸也没有在省作协领过,却怜贫惜幼自己掏腰包,困难时期,竟然把《创业史》的稿酬一万六千多元全部捐给王曲公社建医院,说:“我有工资,不需要这些钱。” 1961年开始写《创业史》第二部时,柳青向中国青年出版社预借五千五百元稿费,为皇甫村支付高压电线、电杆费用。
 
他把自己从里到外变成老农,上北京开会坐软卧,差点被赶下火车。
 
陈忠实是学柳青的,他亲口对我说:“我坚信深入生活是可靠的……生活不仅可以丰富我们的生活素材,也可以纠正我们的偏见,这一点,我从不动摇。”不深入农民,不同农民掏心窝子,柳青敢写四万字的《狠透铁》而且特别注明是“1957年记事”吗?敢控诉一轰而起的合作化高潮吗?敢在拳打脚踢、罚跪、抽耳光迫使他承认自己是走资派、《创业史》是毒草时非常冷静地说:“要承认了,我就不是柳青了”?据刘可风的《柳青传》父女的私房话披露,“四清”时期,柳青甘冒风险面见胡耀邦,大胆质疑“社教”运动的“前十条”、“后十条”和“二十三条”。胡耀邦同柳青交心,说:“柳青同志啊,你最了解农村情况,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接着说:“我也在受审查、挨批判。”最后气愤地说:“权大压死人啊!”我们陕西人都知道,胡耀邦1964年11月任代理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到次年6月离开西安,总共200天,其中100天跑调查,100天挨批斗,人称“陕西的百日维新”、历史的悲剧。
 
“不疯魔、不成活”,经过长达14年在皇甫村一座破庙里切身的观察和体验,经过常年在草棚院同庄稼汉们摸爬滚打痛苦地磨练自己,柳青终于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座大山,山中林木茂密、不尽的宝藏。
 
魏锋:柳青创造的第二个奇迹?
 
阎纲:柳青以惊人的顽强意志,义无反顾,投身生活长达14年之久,首先是做人,然后是写作,着力表现《讲话》所指向的“新的世界、新的人物”,留下划时代的《创业史》。
 
柳青称颂陕西农民直而尚义的脾气禀性、极富人情味的孝、勤、扑、犟、倔,打破艺术构思、叙述策略、心理描写诸方面老套的技法,塑造出梁三老汉、梁生宝、郭振山等新的人物典型。他笔下的自然景物、劳动场景何等真切美妙啊!他对农民向往新生活艰苦奋斗的描绘(例如梁生宝买稻种、砍竹子等),对于传统道德伦理细致入微的刻画(例如梁三为童养媳上坟等)惟妙惟肖,充满了人性深情。他将三秦的地域文化、关中方言口语提升到审美的层面,细密冷峻而精确,充满生活情趣,新颖而有意蕴。只要不把《创业史》仅仅看作“社会主义高潮”语境下的文学社会史,而是把它看作千百年来受苦的庄稼汉在一种类似宗教精神鼓动下的翻身运动行将到来和已经到来时其面貌和心理的目击者、体验者和创作个性的表现者,《创业史》感动了中国。
 
只要将个性特色、思想特征和审美意识联系起来进行系统化的研究的话,那么,梁生宝、梁三老汉、郭振山、高增福们都是艺术典型,《创业史》不会过时,不会速朽。
 
柳青对长篇小说形式的驾驳能力无疑是第一流的,他把长篇小说艺术推向新的审美层次,其叙事推动之严谨和细节描写之精致,对灾难中人性的表现和对农民劳动的赞美,一新人的耳目,是工农兵时期公认的标志型的里程碑,文革前时期的巅峰之作。他对现当代文学的贡献,在于继承五四以来长篇小说现实主义传统,把外来的、特别是俄苏托尔斯泰、萧洛霍夫等批判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传统拿来,与本土本民族广大群众的思想感情相结合,成就为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风格、地方风情和中国气派的长篇范本。
 
难怪路遥说柳青是他的“文学教父”,把《创业史》读了七遍,陈忠实也把《创业史》读了七遍,可以说:没有《创业史》就没有《人生》、《平凡的世界》和《白鹿原》。
 
 
魏锋:柳青在“十七年”间创造了两个奇迹,文学史不会忘记,但是毕竟受时代的局限留下遗憾,柳青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阎纲:柳青原定在《创业史》第四部写“全民整风和大跃进,至人民公社建立”,晚年改口说:“第四部主要内容是批判合作化运动怎样走上了错误的路。”我时常这样叹惜:柳青死得太早了!要不然,《创业史》第四部的伟大不可限量。
 
《创业史》写作和发表的时候正是农民饥饿的时代,《创业史》的主调却是为农民失去土地大唱赞歌,教育农民“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把富裕中农推向路线斗争的对立面。
 
柳青表示:“不从个人角度考虑,时刻记住党和人民的事业。”曾经亲口对我说:他文代会上发言的重点是两条:“对党的无限忠诚”,“向人民负责”。
 
但是党的事业同人民的事业有时是一致的,有时不完全一致;正如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报区分的那样,有“阶级的政治”、“政治家的政治”,还有“群众的政治”。纵观现代文学史,毋庸讳言,作家头脑中真真确确存在着两种事业如何统一的问题。
 
柳青皮肉受苦,夫人跳井,臭骂“给狗当狗”的小人,到死以《报任安书》为伴,痛苦反思,然罪在林、江。文革倒台后,领袖崇拜不变心。他既忠于领袖不动摇,又有与生俱来的庄稼人的血脉,忠于人民不动摇;既服膺两条路线斗争,又体贴大众百姓的生活境况,两个不动摇,世界观同创作方法产生矛盾,此消彼长或此长彼消,双双不敢违逆以至于产生冲撞。悖论产生了:他刻意设置的“典型环境”却与农民最为可贵的传统精神以及恋土情结相抵牾;他扎根农民群众,却未能识破穷苦农民被“形势大好”的时局遮蔽着的真相;他通过“草棚院对立面的矛盾与统一”塑造出先进人物梁生宝的同时,塑造出梁三老汉这样的落后人物,最后,要将梁三老汉改造成高增福、冯有万那样的共产党员,岂料,正是梁三老汉体现了农民勤劳朴素的本色以及在合作化运动行将到来时农民真实的心理反应。
 
柳青又把两个不动摇合为一体,忠实履行“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教导,在皇甫村安家落户,把自己变成老农,同时又以农民教育者的身份出现,以阶级斗争学说武装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同富裕中农对着干,同父亲梁三老汉结怨,振振有词,议论变成说教和口号。
 
柳青虽然扎根长安县14年,但是刚下生活大约两年多的时间(正处于合作化高潮时期)就动笔写作《创业史》,对于一部长篇小说来说,有灵感却不及产生距离美,难免显得仓卒;即便多次修改,甚至于做“重要的修改”,一仍合作化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框架,留下遗憾。
 
柳青的现实主义胜利了,在以革命图解现实的“革命的现实主义”面前失足了。
 
柳青的经验和教训极具典型意义。
 
但后来情况有变!柳青特别让我敬服的是深刻的精神反思。他也曾信誓旦旦:“作家和艺术家,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去服从‘少数政治家的政治’,那就很可能和错误路线搞到一起去。”又说:“生活是创作的基础”,“先懂得生活,然后才能懂得政治。脱离生活,那政治是空的”。经过多年实践经验柳青猛醒了:“决不能把人民驱赶到共产主义”。他刚到皇甫村,正是农业互助组高潮时期,两年后建立初级社,柳青看到中国农村的希望,兴致勃勃地动笔写作《创业史》,四年后完成,匆匆上马,来不及好好消化,而且预告要写到大跃进人民公社!经过痛苦地反思,从而改弦易张:原定的《创业史》第四部写“全民整风和大跃进,至人民公社建立”,晚年改口说:“第四部主要内容是批判合作化运动怎样走上了错误的路。”——这是反思后理性的升华,也是人格魅力的劲升,感人至深!
 
柳青的创作经验耐人寻味!那铁骨铮铮的艺术生涯,绘声绘色的现实主义才情,无愧于作家的人格和作家的责任。不能苛求故人,大师谁没有弱点?岂以晚年“重要的修改”之一眚掩大德。柳青依然伟大!
 
柳青置身无休止、起伏跌宕的运动中,纠结、无奈、反思、极端痛苦,他宁折不弯坚持下来,肺心病却要了他的命,他死得太早了!死得太早了!要是天假以年,活到“思想解放”的三中全会,百般纠结又深刻反思的“晚年柳青”比“晚年周扬”毫不逊色。
 
时局决定命运,性格决定写作。
 
故而,我常太息以掩涕兮:柳青死得太早了!要不然,《创业史》第四部的伟大不可限量!
 
魏锋:陕西作家几乎无一例外地继承了柳青全身心深入生活的好传统,您认为当代作家应该向柳青学习什么?
 
阎纲:学什么?就是习近平讲话的核心内容:“扎根人民”、“讴歌人民”,也就是“发现心灵美”、“创作真善美”。
 
贾平凹说过:“生活为源泉,这是最明白不过的道理。”陕西作家几乎无一例外地继承了柳青全身心深入生活的好传统。陕西作家生性淳厚,能吃大苦耐大劳,只要有面吃,有烟抽,浑身是胆雄赳赳。他们全身心地沉到乡下,写作也在乡下,深入生活和进行创作一概都在现场。
 
路遥把《创业史》读了七遍,陈忠实也读了七遍,贾平凹八十年代以来,跑遍了陕南几乎所有重要的乡镇和村庄。说:“我有使命不敢怠,站高山兮深谷行。”——无 “深谷”哪有“高山”?
 
固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创作的源泉,但是从深入到写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而创作又是作家的个人劳动,是不是深入人民大众的灵魂,如何判断生活,如何将毛泽东分之为“政治家的政治”、“群众的政治”,同作家自己独立思考的政治统一起来?又如何通过审美价值的对象化、艺术的典型化,最后成功为习近平所强调的具有“永恒价值”的“真善美”?这是一个感性、知性、理性彼此渗透,逻辑思维、形象思维相互交融的极其复杂的深化过程。几十年了,尤其是在简单地指令为政策服务而政策变了味的那些荒诞岁月里,教训还少吗?
 
我们务必完整地理解习总书记的话,把“扎根人民”同“讴歌人民”结合起来,把“发现心灵美”同“创作真善美”结合起来。
 
一、深入生活不是万能的,它不能代替主体审美的创造,即便深入生活,同吃同睡同劳动,感情发生变化,闻牛粪也是香的(解放初期有作家这样提倡),也不能自动转化为真善美的艺术。
 
二、不深入生活又是万万不能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谨防凌虚踏空,以假乱真。作家一定要学柳青。
 
柳青死得太早了,柳青不死。
 
柳青依然伟大,纪念柳青,向柳青同志学习!
 
阎纲,男,1932年生,陕西礼泉人,1949年参加工作,1956年兰州大学毕业后供职中国作家协会,1986年调文化部。出版的评论集:《文坛徜徉录》《阎纲短评集》《神·鬼·人》《文学八年》《余在古园》《文学警钟为何而鸣》等12部。曾获多次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研究成果表彰奖”和“中国新文学学会优秀论文奖”。出版的杂感散文集:《冷落了牡丹》《哭笑不得》《惊叫与诉说》《座右鸣》《我吻女儿的前额》(获“首届冰心散文奖”)《三十八朵荷花》(获“感动中国的爱情故事奖”)《五十年评坛人渐瘦》(获芳草杂志“汉语文学女评委大奖”头奖)《文网·世情·人心——阎纲自述》《爱到深处是不忍》《美丽的夭亡——女儿病中的日日夜夜》(获“徐迟报告文学奖”头奖、“北京文学·报告文学奖”、“石膏山杯报告文学奖”)等14部。单篇《报告文学是与非》和《我的邻居吴冠中》分别获“中国新闻奖报刊副刊作品年赛金奖”,《孤魂无主》名列第六届“老舍散文奖”榜首。
 
对话刘可风:父亲柳青一生的“创业史”
 
 
柳青和女儿刘可风及长子刘长风
 
魏锋:刘老师您好!柳青是位德高望重、创作严谨的著名作家,是中国当代文学一座突兀的高峰,他的创作志向和精神潜移默化地激励着陕西乃至全国一大批作家,柳青的精神遗产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尤其陕西作家在文坛的占据影响不可估量,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陕西作家,虔诚地传承并践行着到人民中去为人民写作。柳青诞辰100周年您推出这部38万字的《柳青传》,请您谈一谈写作这部著作的缘由?
 
刘可风:父亲在世时一心想完成四卷本的《创业史》,按照他的计划主要写合作化时期的互助组和初级社阶段,小说的高潮在最后,他要在第四部里完成自己对合作化的全部看法,由于旷日持久的运动和他极度衰弱的身体,终未如愿,失望时曾希望我能对此做一点补救。
 
我1970年大学毕业后来到父亲身边,到1978年父亲溘然长逝,陪他度过了最后的九年,由于家庭情况,以前我对他了解较少,通过九年日日夜夜的交谈,我对他逐渐加深了了解。
 
1978年,父亲去世前几个月还一直在写作。他修改了《创业史》第二部的前十四章,有的章节还重写了。但是,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无法完成这个作品,他落了泪。
 
一部没能全部完成的文学作品,自然不能系统呈现他的完整思想。父亲难以瞑目的遗憾,我只能尽这点绵薄之力,我决心要用我的笔,把他的遗憾落在纸上。
 
1978年,以及1979年一整年,我先后拜访了父亲生前友好,走访了很多历史当事人,做了大量的文字记录。
 
但当我渐渐深入了解父亲以后,我对他的感情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其实我这本书里有一条线,就是我们父女从疏远到变成相依为命的过程。后来搜集材料的过程,也不断填补了我知晓父亲经历的许多空白。经过这很多年,我终于越来越深入地理解了他。
 
魏锋:您在该书后记中提到父亲曾对你说的一番话,读来颇令人震撼。柳青说:“女儿呀!你长了我的头脑,血管里流了我的血,但没有我的精神!”他又把自己收藏的一块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碎弹片送给你,并对你说:“没有千锤百炼你就是一块废铁!没有钢铁般的意志你会一事无成!”,请您谈一谈这部书写作中你印象最深的事和写作的经过,
 
刘可风:我印象最深的是《创业史》主人公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我去他家的次数特别多,有时在他家里一住近一个月,他一有空就和我聊过去的事情。王家斌身上有很多一般农民不具备的东西,他不识字,但很爱思考问题,顾全大局,公而忘私,让人感动。1990年6月13日,王家斌去世。我父亲是1978年的6月13日走的,这让我觉得很惊异。
 
由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都不允许我开始写作,我便全身心投入到职业工作里,把希望寄托到退休后。虽然我日日夜夜都记挂着这件事,但2001年真的退休了,却胆怯地不敢拿起笔,一点自信也没有,焦急和畏惧日复一日。进入2003年,我更担忧岁月催人老,才下决心拿起了一生都敬畏的笔,开始杂乱无章、毫无头绪地述写有关父亲的往事。这期间到2005年断断续续写了一大堆。这一稿几乎不能用,仅仅把记忆召唤回来了。
 
2006年,父亲生前的几句话一再敲打我。他曾略带失望,更是激励地对我说:“女儿呀!你长了我的头脑,血管里流了我的血,但没有我的精神!”他要求我在克服缺点,决心行动时对自己要狠。他当时随手找出在苏联访问时从马马耶夫岗索要的一块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碎弹片送给我,说:“没有千锤百炼你就是一块废铁!没有钢铁般的意志你会一事无成!”2006年,我下了狠心,度过了月夜中写作、日出后休息的三年,写出了有章有节的一稿。此后的几年又系统修改了两三遍。2012年初,我觉得可以定稿了,同时接受专业人士的建议,继续做最后的润色。今年,出版社的编辑调整了全书结构,加工了文字,使书稿得到显著提高,终于可以奉献给读者了。
 
父亲生活的时代有它的特殊性,无论那个时代有多少失误和成功,他们都为国家发展、民族振兴做过探索和奋斗,在接受宝贵经验和教训的同时,我们应该永远敬仰和怀念为国为民奋斗过的每一个人!
 
我希望用我的观察和记录,把父亲的一生、不为人知的一面告诉大家。这38万字,相信父亲的在天之灵会看到。
 
魏锋:从《柳青传》中了解到,您父亲主动离开北京,安家陕西长安县皇甫村搞文学创作,落户14年,在农村写作很顺利吗?
 
刘可风:父亲本来是可以留在北京的,但他从来都认为要搞文学,必须到自己的写作对象中去,他的志向是写农村体裁,他认为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不了解农村,就不了解我国的基本国情。他一开始写了一部小说,反映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新问题、新心理和新表现,这部小说将近10万字,1953年在长安县委挂职当副书记时几近完成,但他觉得没有超越自己此前发表的《铜墙铁壁》,于是自己点燃火柴,把书稿烧了——这一烧,就是要逼迫自己下决心向新的高度冲击。
 
初到皇甫村,父亲想过在农民庄户院里找几间空房。但家里人多,影响人家生活,不能长久。在村里盖几间房,盖少了,家里人多不够住。盖多点,当时大多数农民都住草棚,几间瓦房太显眼,不利于和农民的交往,再说手头也没那么多钱。碰巧,在罗湾村和三村之间的半坡上有一座破庙,无人居住。父亲用《铜墙铁壁》剩余的稿费做了一次大整修,留了两间大房,两间小房,其余的全部拆除。院里原来就有几棵石榴树,其间还夹杂几棵桃树。为了雨天方便,房子之间铺上石子小路,小路两旁修了小块草坪。一家老少搬进来,院子里顿时充满生气。邻居们常上来借东西,农民闲了蹲在墙根,抽着旱烟和他说话。不出大门,庄稼院的鸡叫狗吠听得一清二楚。
 
1954年11月,中国作协要求成立西安分会,陕西省委宣传部要父亲担任副主席。父亲一次次找有关领导,说明自己的写作计划,但他的理由始终不被接受。西安分会成立后,《延河》创刊,从此他的担忧成真,写作不断受到影响,刚进入小说情节,汽车来接他进城。他甚至有一度想另找偏远乡村安家落户。1955年、1956年风调雨顺,农村收成好得让人心花怒放。可是,父亲在创作上却遇到了瓶颈,几年没拿出作品,有人对他逐渐露出了鄙夷的目光:“住在一个村子里,长期不出来,能干出啥名堂?”“体验生活也有个限度吧,还能长期住着不出来!”“那个庙是他的安乐窝,住着享清福哩!”说这些话的都不是等闲之辈,从北京到西安都有。这种舆论日渐扩散,后来连村子里不识字的农民也有了议论:“这老汉在这儿休养哩!”
 
当有人把这些话转达给父亲时,父亲平静地对传话人说:“我准备失败!如果都能成功,都不失败,怎么可能?我失败的教训,就是我给后来者的贡献。”
 
他在农村工作的体验和刻苦写作终于有了结果,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夕,父亲的《创业史》终于开始在《延河》连载。不久,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创业史》。
 
魏锋:1970年大学毕业到1978年您父亲溘然长逝,您和父亲在一起这9年,您几次说到的“躲病”,是什么意思?您遇到过那些记忆深刻的不平凡的人和事?
 
刘可风:父亲年轻时得过肺结核,后来又有哮喘,对麦花过敏,每年夏收都要离开关中的产麦区到其它地方躲避,所以称为“躲病”。
 
《创业史》1959年出版,我父亲1960年差一点就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4年“社教”中说他不关心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只关心自己的写作。“文革”中,父亲干脆就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72年5月4日。“柳青专案组”送来了父亲的专案结论,否定了所有莫须有的历史问题,他“解放”了,可以光明正大地去北京“躲病”了。
 
因为《创业史》是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到北京后就借住在中青社的宿舍。中青社是团中央的单位,有人几次对父亲说:“耀邦同志从干校回来了,很多同志都爱到他那里坐坐。”建议父亲也过去走走,于是我用自行车推着父亲去了。
 
1947年父亲从东北回陕西途中,胡耀邦也奉调回晋察冀工作,他们一路同行。从1972年5月开始,父亲每年到北京“躲病”,都要去看望胡耀邦。不过从1973年到1977年,我没有陪父亲进京。1972年的那次谈话我记得,是从父亲对陕北经济建设的建议开始的,胡耀邦听得非常认真,他同时也非常关心父亲的身体状况,建议父亲给周总理写一封信:“有许多人给总理写信,本人不出面,是让儿女出面。”他把头转向我,非常详细地告诉我送信的地址。
 
信是父亲口述,我记录。信发出去后的第九天,就接到了卫生部的电话,说:“首长非常关心你的健康,让我们转达他的问候,并给你安排在京检查和治疗。他已经把你的建议转给了有关方面。”总理这样重视一个普通作家的求助,让我们几天心里都不能平静。
 
魏锋:《创业史》的创作过程,第一部四易其稿,整整写了六年。直到1960年《创业史》出版,引起了极大社会反响,可柳青拿到稿酬以后,却分文不留,捐了出去?但第二部迟迟没有面世,直到1965年,第二部上卷初稿才在杂志上连载,柳青为什么在晚年放弃了集中精力写作?
 
刘可风:不是放弃,是没有条件写作,一是运动中还能写作?二是身体情况。
 
《创业史》第一部出版后,当时父亲拿到了16000多元稿酬,全部捐给了皇甫地区搞建设。并写信给当地政府特别强调:”我希望除过负责干部知道外,这件事不要在群众中宣传,不要做任何文字的或口头的宣扬。如果有人这样做,我认为是错误的。” 有人好心劝他,给自己留些以防万一。他说,我写书并不是为了自己,农民把收获的粮食交给公家,我也应该把自己的劳动所得交给国家。
 
父亲每次创作长篇小说,都有这个特征――十分拼命。在写作《创业史》,数度遇到很大困难。记得,《悲惨世界》、《包法利夫人》、《红与黑》、《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刘勰的《文心雕龙》……随时在父亲的案头、床头和手头,他反复对各种有典型意义的文学现象进行对比、分析,并结合自己的创作进行思考。
 
他在艺术上对自己很苛刻,每写一本书,一定要比前一本有所提高,不然宁可作废。就像我在书中写的,在《创业史》之前,他写了一部反映县里干部组织农民治虫、搞好农业生产的长篇小说。但他觉得没有超越前一部作品《铜墙铁壁》,就把书稿废掉了。
 
因此,在进行《创业史》写作的几年里,父亲一直没有东西出来,当时他的朋友、领导,甚至妻子,都对他这种状态表示了担忧以至怀疑。面对着这种压力,他创作的时候当然更加拼命。
 
对于文学创作,他主张有两个方面很重要,不可偏废。一是借鉴他人的作品,进行艺术的探索。当时,《悲惨世界》《红与黑》《红楼梦》《三国演义》……随时在父亲的案头、床头和手头出现。父亲认为创作不是去模仿别人,而是在别人的作品里学习创作的精神和方法,然后创造性地处理自己的作品。作家要研究自己身处时代的生活和语言。作家写出来的东西,必须要有他所处时代的语言特征。
 
父亲写小说不是深入生活,而是融入生活。他开始写作《创业史》,很快感到情节的发展在因果关系、逻辑过程上有缺陷。于是,他决定吃透蟆河滩的历史,奔波在熟悉本地历史的老人间。为了写好农村和农民,柳青数年跟农民在一起,让自己进入农民的角色来写农民。写作《创业史》四易其稿,父亲认为文学作品要让形象自己说话,作者议论越少越好,能删除尽可能删除。
 
《创业史》1956年完成第二稿时,父亲认为仍没有达到自己的既定艺术目标——“写出人物的感觉”。为此,他在困惑中停笔一年,这一阶段他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研究各种文学流派的代表性作品中,深入钻研创作的艺术手法。1958年,经过大量研究,他再次动笔,“终于写顺了”,写作上了新台阶。
 
 
《柳青传》 刘可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1月,定价36.00元;
 
魏锋:在当代文学史上,作家柳青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与赵树理、周立波、孙犁被誉为中国当代作家描写农村生活的“四杆铁笔”。创作的长篇小说《创业史》成为反映那个年代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他身体力行地关注民生、关注现实,落户陕西长安县皇甫村,并在之后的14年里生活在该村,也有人说柳青完全农民化了,在您心目中,父亲是怎样的形象?您如何看待父亲在农村这14年?
 
刘可风:父亲的作品最可贵的就是鲜活和真实,用人物形象展现时代风貌。他的这种能力,正是来自他实实在在地深入生活,这不是去一个地方住个三五天就能获得的。他深入农村生活14年,当时认为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突出。但现在回过头来看,无论对当时和对现在,确实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父亲的农民化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他出生于农村,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和农民在一起,写的基本上是农村题材的作品,所以,他融入农民的这种感情和行为是很自然的。
 
另一方面,他生活经历过巨大变化,进了城,还出过国,当他再回到农村时,为了能够和农民融合到一起,使他们和自己相处感觉亲近,什么都愿意和自己交流,又有一个主动转变的过程。
 
14年这样在农村生活,是要吃很多苦的,但父亲坚持下来了。有一次,文化部的领导问他,老作家对于培养新作家有什么经验可以传授。他说有两方面,一方面我要一丝不苟地写好自己的作品,给青年作家提供可以学习借鉴的东西。还有,老作家在深入生活上也要给年轻人做出榜样。他自己也的确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在我跟父亲接触的过程中,包括我访问父亲作协的同事们,大家一致的感觉是,他的谈吐和思想具有浓郁的学者气质。这时,我们感觉不到他和农民交谈的那种方式,更多感受到的是理性的思考。
 
父亲是一个作家,同时他也是一个农村的基层工作者。他一生在钻研文学,是下了拼死的决心在创作,但是,如果文学上没有成绩,他也不遗憾自己的人生,因为他为人民做了许多实际工作。
 
今年是父亲诞辰100周年,完成《柳青传》是替父亲续写的,也是我多年来的愿望,希望把父亲的一生、最后的困惑、不为人知的一面告诉人们,父亲在天上一定会看到!
 
刘可风,柳青之女。1945年生,曾任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编辑,2000年退休后全力写作《柳青传》。
 
 
柳青(1916.7.2—1978.6.13),陕西吴堡人,原名刘蕴华,当代著名作家。1934年入西安高中读书,次年参加一二·九运动并主编学生刊物。1936年发表处女作《待车》。1938年到延安。1949年在北京参与《中国青年报》的创办。20世纪50年代初回陕西深入生活,在皇甫村安家长达十四年。其间创作了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这部作品被译成英、日、德、西班牙等多种文字,受到国内外读者好评。主要作品还有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中篇小说《狠透铁》,散文特写集《皇甫村三年》等。柳青的小说塑造了一批鲜活丰满的农民形象,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是一个时代的经典。柳青还曾担任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副主席。

 
 
作者简介:魏锋,男,“80后”青年作家,笔名宇星、微风。长期从事刊物编辑工作。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陕西省作家协会、散文学会、职工作协会员,多家报刊专栏撰稿,评论文章曾入选国家公务员面试热点分析。纪实文学《春天里放飞梦想》连续三次入选全国职工书屋和农家书屋指定重点备选图书目录,首届“丝路金融文学优秀作家”。数年来坚持投身公益活动,微风书公益项目发起人,已为贫困学校和各级图书馆捐赠及募捐图书万册价值5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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