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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远景:论毛泽东的人民情结——纪念毛主席逝世四十周年

南远景 2016-09-09 10:27

2016年9月9日,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40周年。40年前,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宣告毛主席逝世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中,形容毛泽东主席的逝世是“无法弥补的损失”,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痛切的感受到这一点。
 
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是一个风云激荡的世纪。中国人民在这个世纪里摆脱了外国列强和本国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走出苦难而屈辱的历史,走向自尊、自强的未来。这一翻天覆地的伟大变化和毛泽东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载入了煌煌中华历史和世界文明的史册。作为这一历史活剧的伟大主角,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歌。其贡献和影响都是历史性、世界性的。当后来的人们翻开二十世纪的历史画卷,重温那荡气回肠的历史风云时,都会为毛泽东的辉煌业绩而振奋不已。他亲手缔造了一个新中国,却对这个国家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都不满意;他亲手缔造了中国共产党,却要不断对共产党的高级、中级、甚至下级干部进行敲打;当他发现这一切都收效甚微时,他不惜再次打乱已有的秩序进行艰难的重建。毛泽东因此而成为一本读不懂的书,一个解不开的谜。然而,如果我们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分析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打开毛泽东那紧闭的心灵窗户,就会清楚地看到,毛泽东的爱与恨、情与仇、正确与失误、成功与失败,都与他那深深的人民情结有联系。这种情结是深藏于他心底的感情纠葛,浓重,强烈,鲜明,剪不断,化不开,自觉不自觉地以他的言论和行动表现出来,影响着他的思想路线、政策取向、行为方式以及他对重大问题的决策。研究和揭示毛泽东的人民情结,是理解毛泽东生命冲动、活力源泉、行为方式本源的一条重要途径,是读懂毛泽东这部百科全书、诠释一波又一波的“毛泽东热”,解开毛泽东之谜的一把钥匙。
 
一、毛泽东具有深厚的人民情结
 
情结是一种本能的意志冲动,是最真实、最深层的情感意志的反映。瑞士心理学家容格认为,情结主要来自个人经验,它是由一切冲动和愿望、模糊的知觉以及无数的其它经验组成的。(刘放桐编著《现代西方哲学》下册第676页)毛泽东的人民情结,集中表现为他对人民的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爱,对违背人民意志、损害人民利益的人和事的本能的恨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自觉行动。 使毛泽东魂牵梦萦的人民,是人群中的大多数,其主体是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士兵、小商品生产者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在旧中国,主要是穷人;解放后,是全体劳动人民。综观毛泽东的一生,人民情结体现在他的思想和行动的方方面面,表现在他的整个心路历程,贯穿于他的全部生命过程,从他初谙世事到他生命终结,没有改变。
 
毛泽东的价值立场——以民为本。毛泽东把人民看作历史的创造者,看作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认为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价值立场,是毛泽东思考问题、判断情况、决定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早在少年时代,毛泽东就提出了关于人民地位的问题。
 
他说:“我继续读中国文学中的古传奇和小说。有一天,我在这些故事中偶然发现一件可注意的事,即这些故事中没有耕种田地的乡下人。一切人物都是武士、官吏,或学者,从未有过一个农民英雄。这件事使我怪了两年,于是我便进行分析这些故事的内容。”(斯诺《毛泽东自传》第9页)
 
尽管此时的毛泽东尚没有确立以民为本的价值立场,但他已经对那些“用不着耕种田地的人”把持历史提出了质疑。青年时期,毛泽东接受了《尚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夏书.日誓》)“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周书.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周书.泰誓)的思想和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直接将天命等同于人心,认为民心是社会兴衰治乱的决定力量,提出“人心即天命,故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命?何理也。能顺乎理,即不违乎人;得其人,斯得天矣”(毛泽东《讲堂录》)。
 
1920年10月7日,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发表了题为《为湖南自治警告长沙三十万市民》的文章,明确提出“市民是天之骄子。”当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明确地确立起他的价值立场,即:“人民就是上帝”,“奴隶们创造历史”,“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1页)。
 
在此后的整个一生中,他都始终站在最大多数人民的立场上,并把这一价值立场变成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从这样的价值立场出发,毛泽东用行动重写中国历史,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自己当家做主的国家政权。
 
1954年,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而把这一价值立场变为国家意志。对于违背这一价值立场的思想和行为,毛泽东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甚至运用政权的力量加以遏制。
 
1944年1月9日,他在看完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后,给作者的信中写道:“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机,所以值得庆贺。”(《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2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为了使人民创造历史的价值立场成为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建国后,毛泽东多次对文化领域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进行了猛烈批判,把他们赶下文艺舞台,同时使下层劳动人民的形象在书籍里、在舞台上大放光彩。由于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本能排斥和对劳动人民的绝对的价值认同,他不得不严厉批判一些仍然认同这种价值的人。
 
毛泽东的价值情感——热爱人民。对人民无尽的热爱,对人民的事情由衷的关切、热心,反对剥削和压迫人民,对欺压人民的人充满仇恨,这是毛泽东价值情感的基本内涵。
 
这种情感冰清玉洁,真诚神圣,没有丝毫的矫柔造作,遮遮掩掩,是发自内心的至性真情的流露。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话剧《白蛇传》在京演出。观看演出时,毛泽东为白娘子的不幸遭遇而泪流满面,对法海的罪恶行经充满仇恨,以至演出结束后仍走不出这种感情氛围,与扮演白娘子等的演员热烈握手,拒绝与扮演法海的演员握手。
 
1950年夏天,淮北地区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洪灾。当地政府报告说,有些灾民躲水爬在树上被毒蛇咬死,看到这样的电报,毛泽东浑身颤抖,泪流满面。他说:“不解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并发誓“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血吸虫病一直是危害南方人民健康的地方病。解放后,毛泽东亲自视察疫区,并要求“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毛泽东看到这篇报道,“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一直到“微风拂煦,旭日临窗”,然后“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下了不朽诗篇《七律.送瘟神》。
 
斯诺先生曾说:毛泽东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我记得有一、二次当他讲到已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暴动中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湿润的。”(《斯诺文集》第2卷第70页,新华出版社)
 
毛泽东自己也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有三种情况下流过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信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流泪……。”(权延赤著《领袖泪》第3页,求实出版社)
 
对于欺压人民的人和欺压人民的社会,毛泽东则充满了仇恨。1915年,毛泽东就读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张干,为了讨好当局,要求学生秋季开学时每人交纳10元学杂费。对这种危害穷苦学生利益的事情,毛泽东冒着被开除的风险,发动了驱逐张干的学潮,把张干赶出了学校。
 
对于旧社会压迫妇女的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毛泽东发出了强烈的怒吼,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写道:“诸君!我们是女子,我们更沉沦在苦海!我们都是人,为什么不许我们参政?我们都是人,为什么不许我们交际?我们一窟窟地聚着,连大门都不能跨出。无耻的男子,无赖的男子,拿着我们做玩具,教我们对他们长期卖淫,破坏恋爱自由的恶魔!破坏恋爱神圣的恶魔!整天地对我们围着。什么‘贞操’却限于我们女子!‘烈女祠’遍天下。‘童贞庙’又在哪里……苦!苦!自由之神!你在哪里!快救我们!”(《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75页,湖南出版社)
 
当欺压人民的土豪劣绅们受到一定惩罚时,毛泽东则表现出酣畅淋漓的快意。1927年初,他回湖南实地考察了当时农民运动的情况后写道: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美梦。”
 
“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
 
“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
 
“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5页——17页)
 
作为共产党领导人,他要求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要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对于那些损害人民利益的分子,他会毫不犹豫地加以处罚。
 
1937年9月,曾经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身经百战的抗大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未遂杀死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事情发生后,一些人认为黄克功战功卓著,要求准其戴罪立功。毛泽东挥笔给边区政府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写了一封信,批准处他以极刑,并要求把这封信在公审大会上当众宣读。(《毛泽东珍闻录》第36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为了使党永远成为人民信赖的党,延安整风时,他即把郭沫若所著《甲申三百年祭》印发给大家学习,指出要吸取李自成失败的教训。
 
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噪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9—1440页)。
 
解放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内一些人果然如毛泽东所料逐渐骄傲自大,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官僚主义滋生蔓延,有的甚至腐化堕落。毛泽东总结历史经验认为,如果任凭这种情况存在发展,将违背共产党革命的初衷,对人民利益的危害是无可估量的。为此,他在五十年代,领导了“三反”、“五反”和多次党内整党、整风。
 
1953年1月5日,他批准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强调:“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党和政府内,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各级党委要向他们作坚决的斗争,将那些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政组织,最严重者应处以极刑,以平民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大典》第596页,红旗出版社)
 
1951年他亲自批准对腐败分子刘清山、张子善处以极刑。六十年代,他进一步认为,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认为他们高高在上,不仅没有履行自己的公仆义务,反而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作威作福,使刚刚从三座大山压迫下翻身做了主人的人民大众重新沦为官僚老爷的臣民。这种价值情感无疑是可贵的,他作出的预见、发出的警示实践证明是非常正确的。
 
毛泽东的价值追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为人民谋利益为己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毛泽东终生的价值追求。
 
早在少年时期,这种价值追求就经常体现在毛泽东的行动上。
 
秋收时节,他常常放下自家禾坪里的稻谷,帮助孤苦伶仃的佃户抢收;读私塾时,常常自己饿着肚子而把带去的饭菜让给穷人家的孩子吃。(《毛泽东珍闻录》第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他在更大的范围内实践这种价值追求。要求革命队伍的工作人员“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等等(《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24页)。
 
同时他自己带头身体力行,堪称楷模。
 
1933年4月,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迁到江西瑞金城外的沙洲坝村,看到村子里的老乡饮用水脏而且有小虫子,毛泽东就亲自到村里村外仔细勘察,组织红军战士在这个自古以来没有打过井的地方打了一口甜水井,解决了群众的饮水问题。(《毛泽东珍闻录》第24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在延安时,他听说有个叫侯家沟的村子妇女不生小孩,立即找延安市委书记张汉武紧急谈话,告诉他人民的疾苦无小事,要求他对此事进行调查,同时指示中央医院对村里的饮用水进行化验。结果发现水中含有大量影响生育的有害物质。医院对饮用水及时进行了处理,并帮助群众治病,使村里终于传出了婴儿的啼哭声。(《毛泽东珍闻录》第24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为了使全党全军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把这种价值追求上升到理论,变为党和人民军队的宗旨。
 
1945年4月20日,他在党的七大报告中说:“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5—1096页)
 
为了把为人民服务体现在每一个党员干部和革命军人的行动上,他亲自树立了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等英雄典型,撰写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文章,提出为人民服务要“完全”、“彻底”,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完全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他把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变为党的政策。民主革命时期,他领导制定的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等等,给人民带来了实惠和希望,使人民义无返顾地跟共产党走。解放后制定的土地改革政策、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赎买政策、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政策、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等等,都使国家和人民得到了最大的利益。
 
毛泽东的价值理想——拯民救世。毛泽东出生和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列强的欺侮和封建地主、军阀、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使得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国家风雨飘摇,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救民于水火就成了毛泽东以及无数仁人志士的价值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毛泽东一方面不断加强自身的修养和锻炼,一方面领导人民奋起抗争。
 
他认为,承担拯民救世的大任,没有英雄的品格、博大的胸怀、坚强的意志、高尚的德行、渊博的知识、强健的体魄将无济于事。
 
他写道:“盖未有力不足以举天下之烦,气不足以练天下之苦,性情不足以扶持天下之一偏,而可以有为者也。”(《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09页)为此,他“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毛泽东《体育之研究》)广泛阅读古今中外的名著,除中国历代“圣贤书”以外,他还自学了当时湖南图书馆中所能找到的18、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代表作,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以及严复译著的《天演论》等等。后来又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
 
他曾对斯诺说,为了强健体魄,“在寒假中,我们在田野里,山上山下,沿着城墙,跨越溪流地行走。天雨时我们就脱去衣服,名为‘雨淋浴’。阳光灼烁时,我也剥去衣服,名之为‘日光浴’。春风和暖时,我们又算是一种新运动,叫‘风浴’。在已经结霜的天气,我们还露宿田陌间,或是十一月,我们还在寒溪中游泳。凡此种种,都算是‘体格训练’。”(斯诺录《毛泽东自传》第25页)
 
他还注意通过实践培养自己的英雄品格。1917年,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发动全校师生赤手空拳用智慧缴了北洋兵的枪,师生们称赞他“一身是胆”。
 
他认真总结历史经验认为,一切欺压人民的反动派,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要赢得人民的解放,必须奋起抗争,造反动派的反,彻底推翻旧的社会秩序。为此,他毅然选择了“造反”的道路。
 
1918年到1919年,他在长沙领导了驱逐反动军阀张敬尧的活动。1921年,他动员弟弟妹妹变卖了家产,全家投入了革命的行列。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观点与毛泽东的想法产生了共鸣,他进一步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体会到,人民要翻身,就必须坚决造旧社会的反,彻底打碎旧的社会秩序。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领导了湖南的农民运动。1927年,发动了秋收起义,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真枪实弹的武装斗争,开辟了第一个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根据地。他总结多年革命斗争经验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几十年浴血奋战,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废除了外国列强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人民当家做了主人。
 
毛泽东的价值品格——农民本色。毛泽东出身农门,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思想感情和生活习惯都与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农民息息相通。
 
斯诺先生曾说:“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
 
“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起来了。”(斯诺录《毛泽东自传》第83页)
 
他几乎一生都过着农民式的简朴生活,不追求物质享受,清心寡欲,粗茶淡饭,有时改善生活最多吃顿红烧肉。喝完茶往往要把茶叶吃得干干净净。生病后,医生给他开的食谱,他拒绝采用。穿平底布鞋、补丁衣服,睡硬板床。宋庆龄送他作为床上靠背用的大鸭绒枕头,他从没有用过。为了节约,他时常把香烟分成两半抽。他穿着松松垮垮,不修边幅,土里土气,举止随随便便,语言不避俚言俗话。
 
斯诺《西行漫记》中说:“我记得我有一天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斯诺录《毛泽东自传》第90页)
 
他对农民的思想和愿望了如指掌,“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斯诺文集》第二卷第63页)
 
当党内一些人对农民革命斗争进行责难时,他总是站出来予以坚决反驳。他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对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领导不敢支持农民革命的回答。
 
延安时期,一些从城市来的知识分子看不起工人农民,毛泽东说:“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808页)
 
他要求知识分子一定要向工农学习,并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农村去锻炼。他对穷棒子王国藩的精神赞誉有加,一再颂扬农民老粗世界观纯洁;对劳动模范寄予厚望,甚至让大字不识几个的山西农民陈永贵当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在晚年毛泽东心目中,“贫下中农”是最神圣的字眼,是最纯洁、最质朴的社会主义道德人格的化身,是民族道德精神的化身。
 
他要求干部、文艺工作者、青年学生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农村“广阔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甚至发动了全国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把数以千万计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学生送到农村。
 
他认为农民是中国革命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体,所以也应当是革命胜利果实的最大受益者。解放后在全国普遍进行的土地改革,改变了数千年来的土地所有关系,使贫苦农民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土地。
 
二、毛泽东人民情结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原因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人对于事物的特殊情结,同样是由客观的、现实的存在决定的。毛泽东的人民情结萌芽于其童年的早期,是由其所处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接受的教育以及他对环境和客观事物的思考认识决定的。
 
1、家庭环境特别是父母的人格气质孕育了毛泽东的人民情结
 
毛泽东出生在湖南中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这里闭塞而宁静,居民们祖祖辈辈在这与世隔绝的地方生活、劳作,过着单调而沉闷的日子。毛泽东的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农家妇女,不识字,虔诚地信佛。她淳朴善良,慈悲为怀,严于律己,宽于待人,“慷慨而仁爱,不论什么都肯施舍。她很怜惜穷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给那些跑来乞讨的人。”(斯诺录《毛泽东自传》第5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受母亲的熏陶和影响,毛泽东小时候总是和母亲按时在家里供奉的菩萨跟前焚香磕头。他后来不再信佛,但母亲慈悲为怀、普渡众生、周贫济穷的高风亮节已经积淀在他的心灵深处。
 
毛泽东读私塾时,因为离家近本来可以不带中午饭,但发现小伙伴黑皮伢子家里穷,经常没饭吃,就每天从家里带饭菜给他。母亲知道以后,对他的做法予以肯定,并且给他带两个人的饭菜,以便他和黑皮伢子都能吃饱。
 
毛泽东在给好友邹蕴真的信中写道,世界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他认为他的母亲属于第三种。
 
1919年,母亲去世,毛泽东连夜从长沙赶回韶山,他守在母亲灵前,伴着昏暗的油灯写了一篇哀恸感人的《祭母文》:“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
 
毛泽东的父亲是一个识字不多的农民。他靠精明强干、克勤克俭、精打细算、善于经营,雇一个长工,耕种着20多亩土地,自己则做着贩卖粮食的小生意。他对毛泽东管教很严,6岁就让他干家务、做农活。特别在14到15岁的两年间,毛泽东跟长工一起整天在地里劳作,使得他对农民的疾苦体会很深。
 
毛泽东的父亲身上也有普通农民自私自利的弱点,他不赞成对穷人施舍。他希望把毛泽东培养成像他那样能赚钱养家的生意人,这种想法不符合毛泽东的愿望。因而毛泽东对父亲的感情没有对母亲那样亲近。
 
父亲的许多做法成了他萌芽状态的人民情结的反面教材。他经常不按父亲的意旨办事,甚至和父亲发生冲突。有一次,父亲让他去收债,他却在回家的路上把钱散发给穷人。还有一次,一家穷人把一口大猪卖给了毛泽东的父亲。过了几天,猪价上涨,父亲叫他带钱把猪赶回来。他为了不使卖主遭受损失,主动退掉了这桩买卖。他11岁那年,父亲要买进堂弟毛菊生赖以活命的7亩田产,毛泽东和母亲主张设法周济毛菊生一家度过难关,坚决反对父亲的决定。
 
毛泽东曾经回忆说,有一年,“新谷还没有成熟,冬米已经吃完的时候,我们一村发生粮食恐慌。穷人向富户要求帮助,他们发动了一个‘吃米不给钱’的运动。我的父亲是一个米商,他不顾本村缺少粮食,将许多的米由我们的乡村运到城里。其中一船米被穷人劫去,他气得不得了。但我对他不表同情。”(斯诺录《毛泽东自传》第12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毛泽东后来说:“我们家有两个‘党’。一个是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是我,我的母亲和弟弟所组成的,有时甚至雇工也在内。”(斯诺录《毛泽东自传》第5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正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毛泽东的人民情结因其母亲的善良无私而得以孕育和萌芽,又因为经常反对父亲的一些做法而得以巩固和强化。
 
2、生存环境和社会背景奠定了毛泽东人民情结的基础
 
毛泽东早年所处的时代,正是清朝极度腐朽衰败、西方列强乘虚而入,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代。这一时代所特有的许多事情也发生在韶山冲这个寂静的小村子和村子以外的世界,极大地影响着毛泽东人格的形成。
 
1909年,湖南发生洪灾,长沙聚集了成千上万的饥民。但地主豪绅、投机商人却乘机为牟取暴利而囤积居奇,致使米价上涨。老百姓没法活命,有的甚至背着儿女投入湘江。饥民们到巡抚衙门请愿,巡抚竟说:“你们为什么没有粮食?城里多得很,我向来就没有饿过。饥民们怒不可遏,攻打并焚烧了衙门,抢了奸商囤积的粮食,遭到官府镇压,许多人被砍了头,有的人头被挂在柱子上示众。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这件事,我们在私塾里讨论了数日之久。它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影响了我的一生”“我觉得这些‘叛徒’都是与我的家人一样的普通良民,于是我深恨对待他们的不公平了。”(斯诺录《毛泽东自传》第11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长沙饥民暴动不久,韶山冲的米价也飞涨起来。此时,毛氏祠堂里囤积着一百多担谷米。按照祠堂规定,这些米应该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按平价粜给乡亲们。但族长毛鸿宾却打算把这些谷米运到米价高的地方给自己赚钱。本族穷人毛承问为此质问族长,被捆绑起来惩办。毛泽东带着私塾里的同学大闹祠堂,开仓平粜,最后把毛鸿宾赶下了台。
 
灾荒年代,“哥老会”和地主经常发生冲突。韶山“哥老会”领袖彭铁匠带领人民揭竿造反被官兵砍了头。毛泽东认为:“他是一位英雄。”(斯诺录《毛泽东自传》第12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毛泽东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来一本郑应观的《盛世危言》和一些其它小册子,其中有关列强瓜分中国的论述给他以很大冲击,使他开阔了眼界。1910年秋天,毛泽东离开韶山。他在外面的世界进一步看到,国事纷纭,政局混乱。湘江上的船夫在没日没夜地劳作,街上满是乞讨的穷人。辛亥革命后,各派军阀很快陷入了混战,不论城市和乡村,老百姓天天都有被抢、被烧、被屠杀的危险。长沙是湘江和粤汉铁路的交通枢纽,更是军阀争夺的焦点,每遇战事,首当其冲地成为杀戮的战场,老百姓受尽兵乱之苦。这些事情促使毛泽东经常思考:为什么有钱人这样欺负穷人?为什么官府这样对待老百姓?为什么善良的老百姓如此贫病交加任人宰割任人欺凌?这样的思考促使他感情的天平不断向劳动人民倾斜,同时对富人、官府和军阀的统治产生了强烈的不满。
 
毛泽东后来说:“也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
 
3、传统文化是毛泽东的人民情结形成的启蒙老师
 
毛泽东曾说:“我七岁起,就在本村一个小学读书,一直到十三岁。每天清早和晚上,我在田里做工。白天就读《四书》。”(斯诺录《毛泽东自传》第4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青少年时期的系统学习,使毛泽东谙熟传统文化中儒、墨、道、法各家的思想理论。孔子以“爱人”为宗旨的仁学体系、孟子的“仁政王道”思想、老庄的“道”学理念和朴素辩证法、荀子关于“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荀子.王制》)的学说、韩非关于古今势异、因时变法的观点以及《管子》“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的论述,都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他世界观形成的基本材料。
 
他在《讲堂录》中抄录了张载的著名格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此作为他的人生目标。
 
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他追忆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
 
早年的《体育之研究》即征引四书、五经达八九处之多。读《伦理学原理》时写的批语,多有《孟子》的痕迹。
 
1917年8月,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圣人通达天地,明贯现在、过去、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无不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对答弟子之问,后觉不能理,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可见,他当时指望有孔孟式的圣人出来救民于水火。
 
1920年4月,他从北京去上海,专门在曲阜下车看了孔庙。他后来回忆说:“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一条溪,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镇。在历史性的孔庙附近那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有名的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由此可见他当时对孔孟是怀有一种特别感情的。
 
清末民初,儒家的独尊地位已岌岌可危,集中反映农家文化的墨家思想逐渐为知识分子所认同。在这股潮流的影响下,毛泽东也接受了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薄利重义、忘己济人、轻死重节、“节用”“非乐”、“尚同”“兼爱”、“尚力”“非命”等思想。他认为墨子是中国的“赫拉克利特”(1939年给陈伯达的信)。他的老师杨昌济对《墨子.大取》一段作了论述:“语曰:毒蛇蜇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因生,仁人之心安矣。”毛泽东将这段论述抄录在他的《讲堂录》中。
 
他评价说:“墨子之兼爱系互助,并非弃吾重大之利益而供他人之小利,乃损己利人而果有利于人也。”(《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52页)
 
在熟读先秦诸子百家著作的同时,毛泽东把更大的精力用在阅读那些在当时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故事上。
 
他说:“我熟读经书,但我不喜欢那些东西。我所喜欢读的是中国古时的传奇小说,尤其是关于造反的故事。在我年轻时,我不顾教师的告诫,读了《岳飞传》、《水浒传》、《反唐》、《三国》和《西游记》等书。”(斯诺录《毛泽东自传》第8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这些书使他在受到传统主流文化教育的同时,也受到反主流文化的熏陶。在这些书籍的影响下,他的叛逆性格得以形成并不断强化。他决心发动受压迫的民众造反,以暴力方式推翻旧的不公正的社会秩序。
 
中共“八七会议”后,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请毛泽东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回答:“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秋收起义失败后,他毅然率领部队上了井冈山,并收编了被称为“土匪”的王佐、袁文才队伍。
 
三、人民情结对毛泽东理论和实践的影响
 
毛泽东一生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是一个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不懈奋斗的过程,是立足于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问题的不断探索的过程,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理性思维占据主导地位,情感意识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蕴涵于毛泽东思想深处的人民情结对毛泽东志向的确立、道路的选择,对毛泽东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对毛泽东思想和决策的影响都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1、人民情结促使毛泽东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过程中,无数仁人志士以强烈的使命感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提出了不少新的思想。其中康有为的《大同书》、严复的《严复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邹容的《革命军》以及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思想和主张都对毛泽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10年,毛泽东在湘乡县立东山学堂期间,读到了表兄文运昌送给他的关于康、梁变法的书报,其中梁启超主编的《新民学报》他特别喜爱,里面的一些章节他几乎能够背诵,从此开始崇拜康、梁。就读湘乡驻省中学后,首次看到同盟会办的《民立报》,开始拥护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第1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在投笔从戎期间,在《湘汉新闻》上第一次看到“社会主义”这一新名词,并读了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对社会主义问题产生兴趣。(《毛泽东年谱》上卷第1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他也接触过一些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改良主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思想,信仰过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杜威和罗素也曾经是他十分心仪的人物。他甚至与一师同学张文亮等在上海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一起实验工读生活,“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毛泽东年谱》上卷第5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他曾说:“当时我还在彷徨,还在‘找出路’。我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毛泽东自传》第33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有段时间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派也不错。”(刘斐《难忘的教诲》1979年1月2日《人民日报》)
 
1918年,他在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佐理员时,受李大钊影响接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1920年4月,他来到上海,在陈独秀影响下认真阅读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他后来回忆说:“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自述》第46页)
 
“三本书特别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动摇过。这几本书是:《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本以中文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吉古柏的《社会主义史》”。(斯诺录《毛泽东自传》第36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实际上,我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斯诺《西行漫记》第131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毛泽东之所以接受马克思主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人的影响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毛泽东的人民情结发生了强烈共鸣。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悲惨命运的描述与毛泽东的所见所闻极为相似。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他们都只是劳动工具”、“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5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这些记述与毛泽东在韶山、在湘潭、在长沙看到听到的几乎一样。
 
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6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6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等思想,与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想法和“大同”、“拯民与水火”的理想不谋而合。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8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的号召与毛泽东把“民众的大联合”(《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42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作为改造国家与社会的途径的想法完全一致。
 
巴黎公社关于国家工作人员普遍选举并随时撤换的原则、限制薪俸(一切公职人员只付给相当普通工人的工资)的原则等等,与毛泽东“主权在民”的政治理念发生了共鸣。
 
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毛泽东改造中国社会的思考所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最后,俄国人的道路更使毛泽东看到了希望。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新民学会资料》第159页)毛泽东对蔡和森的主张,“没有一个字不赞成。”(《新民学会资料》第162页)
 
毛泽东正是在其根深蒂固的人民情结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发生强烈共鸣的基础上,几乎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第6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完成了从一个在痛苦的探索中‘找出路’的青年知识分子向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转变的历程。
 
2、人民性是毛泽东思想的显著特征
 
毛泽东自从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就把全部身心和力量投入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而奋斗的事业中。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涵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的内容,贯穿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活的灵魂,是我们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毛泽东的人民情结深深地渗透在毛泽东思想当中,人民性成为这一思想的显著特征。
 
从本质上看,毛泽东思想就是为中国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思想。这一思想把最广大的人民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体。
 
《毛泽东选集》开卷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明确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发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在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之后,得出结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
 
在此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和建设历程中,毛泽东始终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作为革命和建设的主体,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的创造精神。
 
为了人民翻身解放,他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并根据当时敌强我弱的实际,把“工农武装割据”作为实施的具体途径。
 
他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提出人民战争的思想。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1页)“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01页)他强调,进行人民战争,必须建立一支人民的军队,并组织游击队和民兵做正规部队的助手和后备力量;必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内建立人民政权使之成为长期支持革命战争的战略依托;必须把人民组织在工人的、农民的、青年的、妇女的等等团体中,从事援助军队的各项工作;必须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些思想反映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深深打上了人民性的烙印,其强大的生命力已被中国历次革命战争实践所证明,并将在未来高技术战争中进一步发挥作用。
 
他认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进行民主革命,必须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有时甚至要把资产阶级也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九一八事变后,他提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41页)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誉为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
 
解放后,进一步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团结各种政治力量参政议政的常设机构。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人的原理,提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
 
1942年,他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认为人民生活是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要求文艺工作者一定要与工农民众相结合,深入火热的实际斗争,积累艺术素材,激发灵感,创作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
 
他强调,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并把新中国的国名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新中国的各项建设奠定了基础。
 
他创立了“三个世界”理论,团结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为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
 
为了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他动员人民起来负责,让人民监督政府,坚决反对腐败,并身体力行,廉洁奉公。
 
建国初期,他的许多亲属、故友、老师,要求他帮助解决工作安排、生活补助、子女上学等方面的问题,他坚持公私分明,按规定办事。杨开慧之兄杨开智要求上京工作,毛泽东写信说:“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其他亲属要求在北京安排工作,他一概回信:“不宜推荐”。甚至不允许女儿回家吃饭,要求她只能在职工食堂吃饭。
 
毛泽东以他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将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3、人民的最高利益是毛泽东决策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
 
作为党和国家以及人民军队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实践活动主要集中在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决策的过程是他为寻求最佳目标和行动方案所进行的反复思考、反复权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对事物的基本判断、对事物价值的基本评价、提出的各种意见以及对各种意见的选择和取舍,都以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最高准则。
 
“秋收起义”后,他不顾当时左倾中央要求攻打中心城市的意见,从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毅然决定带领部队在农村开展“工农武装割据”,使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西安事变后,他以民族利益为重,主张对事变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也正在这时,王明从苏联回国。回国前,王明先后会见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斯大林要求他进一步与“蒋委员长”搞好统一战线,使中国共产党真正服从国际的需要。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也告诉王明,中国共产党要运用法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阵线,一切经过人民阵线”的经验。王明拿着这些“尚方宝剑”,要求党“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洛川会议确定的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而当时人民的最高利益要求党既要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又要坚持独立自主立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顶着巨大的压力,从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实事求是地坚持了党的正确主张,打开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
 
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斯大林要求我党与国民党“划江而治”,而实现祖国完全解放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义无返顾地决定百万大军横渡长江,解放了除台湾以外的全部国土。
 
当他认为自己的决定不符合人民利益时,便坚决加以纠正。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他针对大跃进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对克服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起了重要作用。
 
他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认为“党内出现了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4年12月,他在《对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的报告》的批语中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大典》第1231页,红旗出版社)
 
他希望通过这种“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解放受官僚主义者压迫的民众。
 
半个世纪以后,观察他当年所做的一切,无不充满着深深的人民情结,无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
 
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毛泽东和他的光辉思想属于历史,属于未来,属于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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