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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扬:中国精英何时才能学会好好说话

张明扬 2016-08-17 17:11
编者按: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应该在价值观上主动弥合分裂,而不是以炫富和讽刺攻击不成功者来放大分裂,这样的过程或许被目为“虚伪”,但却是任何不希冀社会溃败的人所应有的姿态。
 

文/张明扬  编辑/熊洁

一个国家的精英或者说成功人士,应当如何与普罗大众沟通?
 
就这个问题,中国的精英阶层特别是财富精英实在是没有搞得太明白,说出的话干出的事和本阶层的掘墓人没有什么区别。
 
比如,他们很喜欢炫富。在中国当下的主流文化与舆情中,充斥着《小时代》式的病态炫富。富人不仅有钱,有才,还大抵心性纯良,使用的那些国际顶级名牌让他们气质脱俗超越平庸;中下阶层要么是无所作为,贫贱夫妻百事哀,生活家庭工作充满着各式的不幸,要么是野心勃勃,在上位的过程中无所不用其极。
 
《欢乐颂》中出生贫寒的樊胜美,似乎这些穷人的烦恼都占齐了,而刘涛演的海归女高管安迪,则又占齐了以上精英的亮点。
 
 
刘涛饰演的安迪
 
比如,他们很喜欢炫耀成功者的价值观。在这些年的一些撕逼中,一些精英站出来批判平庸者的生存状态,将不创业者视作胆小如鼠的loser,将追求稳定的中产阶级价值观视作行尸走肉的等死价值观,仿佛谁不冲冠一怒毅然创业,谁就是毛主席上山下乡伟大号召的抵抗者。
 
那么,某些精英要问了,我们难道没有表达自由么?一个社会难道不应该在公共舆论中鼓励与酬谢成功者的贡献么?
 
你们当然应该有表达自由。只是,你要付出一点点代价。比如,仇富情绪,社会的被撕裂。
 
仇富情绪自然是一个坏东西,否则和“越穷越光荣”的恶质价值观就没区别了。但是,我们偶尔也得问问,仇富情绪是从哪里来的?
 
以我国某些财富精英的所作所为来看,仇富情绪就是他们最好的报偿。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着你。
 
作为一个阶层,中国的财富精英的发迹毕竟没太多年,还没学会好好说话。如果他们真的以为没有这个必要的话,不妨看看域外。
 
要说自由市场,或者说崇尚个人成功,没有比香港更极端的了。但就是香港,在社会舆论中(比如TVB)尚且不断安利中下层,“做人呢,最重要是开心”,“一家人最重要的是团团圆圆平平安安”;港剧中最好吃的地方永远都是不断发生着温暖浪漫故事的茶餐厅或者路边摊,大酒店反而基本都是富豪勾心斗角黑帮大打出手的晦气地方;富豪的爱情与家庭生活也往往是伪善且暗战的,穷人的爱情反而是比较穷开心的,前些年曾大热的《珠光宝气》就明里暗里在攻击着上流社会婚姻的无趣。
 
而在西方,富豪的低调似乎已成为精英阶层的一条政治正确,高调炫富是很不体面的行为。《小时代》上映时,美国《大西洋月刊》甚至被其中的“炫富”价值观震惊了,美国人或许神经错乱地在想,“难道不是我们才是资本主义国家么?”也是,美国人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可是对消费主义极尽讽刺的。
 
 
《了不起的盖茨比》剧照
 
在我有限的视野里,我从未看过美国的顶级富豪敢于在价值观上表示出对普罗大众的某种优越感,更别提鄙夷甚而攻击了。他们自然也会鼓励年轻人创业,但谁又敢去用挑衅式的语言去“激将”工薪阶层呢?美国的前NBA巨星巴克利最近在接受采访时,列举了他最尊重的五个职业:教师、医生、农民、警察、军人。这才是最政治正确的美式精英价值观吧。
 
从广义上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精英,与本国的中下阶层,都存有天然的矛盾,这也并不是什么中国特色。对于我们更现实的问题是,为什么西方世界的精英几乎“放弃”了炫富以及炫耀自身价值观的“权力”?
 
在现代社会,面对阶层分化这个令人不安的政治现实,一方面,精英阶层自然可以通过福利与慈善等社会公共政策“让渡”部分经济权利与财富给中下阶层,在经济上弥合底层民众的不满,这既可以视作现代民主社会的一种自身调节,也可以视作一种社会“修补”甚至是广义上的“维稳”。
 
但除了物质与经济层面之外,在精神及价值观上,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意义的维稳。当一个社会的财富精英们享受着优渥的生活时,已经算是得了“里子”,那么,“面子”上不妨让出去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富者的低调,精英在公共舆论上的自制与被调戏,都是安定社会的润滑剂。至少得让不成功者获得可以精神胜利的权利吧!你们精英虽然富,但爱情婚姻家庭生活未必有我们幸福!
 
 
 
电影《华尔街之狼》剧照
 
在西方,精英及成功者基本算是遵守了这个全阶层的政治正确。为了整体阶层的安全与全社会的稳定,他们不仅不会去炫富及嘲笑攻击不成功者,反而在价值观上向全社会传递这样一种信息:人生为何一定要成功,不成功的人一样可以很幸福,甚至是更幸福。
 
我觉得,西方的底层社会应该是充分消化了此种信息。他们一边在经济上通过高福利免于匮乏的恐惧,一边在社会舆论上又免于“被攻击被嘲弄”的恐惧。英国学者保罗·威利斯曾在英国一个小镇采访了12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孩子。在后来的那本名著《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中,威利斯发现,工人阶级的子弟实际上是自愿选择了“底层再生产”,他们对精英社会的生活毫无兴趣,排斥文凭,通过逃课、哄骗、嘲弄老师和好学生,创造了反抗学校教育的阶级文化,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快乐教育”。
 
而在中国呢?财富精英们似乎里子面子都想要,在物质上精神上都想凌驾于全社会的顶端。于是乎,享受奢侈品不仅是一种高消费行为,也成为了一种格调与身份的象征,消费着地摊货的底层也被莫名带上了缺乏品位与粗鄙的标签;创业也不仅再是一种单纯为了发财的商业行为,而是成为了精英鄙视工薪阶层的自我造神过程,依稀间,创业者不仅是经济上的成功者,更是成为了人格更为完善“大写的人”。
 
王朔曾有一句传说中的名言: 我最恨成功这词儿了。什么叫成功,不就挣点钱,被傻子们知道吗?
 
但王朔还是低估了中国的精英们。他们不仅想把自己挣钱的事实让别人知道,还想顺便造成一种既成事实:挣不了钱的,就是没出息,就是傻子。
 
在经济上被边缘化也就罢了,在价值观上,中国的中下阶层也快被打压得精神崩溃了。舆论越来越热衷于塑造“出身比你好,比你聪明,真的还比你努力”式的精英偶像,越来越热衷于塑造《欢乐颂》中樊胜美式的既穷且不宽容更不可爱的底层形象。
 
 
华尔街是美国白领的象征
 
我真的不知道,在这个星球上,还有哪个国家的公共舆论敢于在一则负面新闻当中清楚地标明着主人公的各种身份标签:安徽(河南)、民工、身无分文,不断地放大着此种撕裂社会的印象。
 
直通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