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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却不一定罚

李静睿 2016-07-28 14:18
《赛末点》2005年首映时,伍迪·艾伦说这是他三部真正的好电影之一,另外两部是《开罗紫玫瑰》和《丈夫与妻子》,并没有人见人爱的《安妮·霍尔》。
  
《赛末点》严肃、紧张、沉重,根本不是典型的伍迪·艾伦电影,但伍迪·艾伦本人,也不见得是典型的伍迪·艾伦。他列出自己最爱的十部电影,包括《第七封印》《罗生门》和《公民凯恩》,没有一部能让人喘口气。他还说,当有幸与英格玛·伯格曼共进晚餐时,“在他面前,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房屋粉刷匠坐在毕加索旁边”,总而言之,就像《安妮·霍尔》的台词,伍迪·艾伦“永远也不想加入一个有我这种人做会员的俱乐部”,隐藏于他的戏谑、故作轻松、神经质话痨以及黑边眼镜之下的,谁知道呢,也许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痛苦灵魂。
 
  
  电影《赛末点》剧照
  
从1989年的《罪与错》,到2005年到《赛末点》,再到2015年的《无理之人》,伍迪·艾伦完成了他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致敬的三部曲。《赛末点》开篇不久,网球教练克里斯在自己租的伦敦小房子中,阅读企鹅经典版的《罪与罚》,这一秒钟预示了克里斯的命运,他最终会像《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犯下谋杀,并且试图掩盖罪行。但伍迪·艾伦无意重复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罪恶的思考,陀让他的主角被内心的道德律令折磨,前去警局自首,并最终在忏悔中获得新生。到了《赛末点》,伍迪·艾伦的主角杀害情妇和毫不相干的房东老太太(类似于《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杀掉放高利贷的老太太和她毫不相干的妹妹),一起漏洞百出的谋杀案,他却神奇地躲过惩罚,继续和上流社会的妻子生活在一起。电影的结局,是克里斯和妻子有了可爱的儿子,他站在豪宅的巨大落地窗前,凝望泰晤士河两岸风光,身后是家人为新生的孩子举杯祝福,“愿他一生都有好运气”。
  
是的,运气,这就是伍迪·艾伦对命运的判词。《赛末点》一开始,一个网球停留在网带之上,画外音说,“在比赛中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当球击中网带,而这将是决定比赛胜负的关键时刻。如果稍加一点运气,你就成功了,如果不幸的话,你就会一败涂地”。克里斯谋杀情妇和房东老太太之后,将房东的结婚戒指扔向泰晤士河,这个戒指和电影开篇的网球遥相呼应,但他是个幸运的人,戒指留在岸边,被吸毒者捡起,巧妙迎合了克里斯犯罪时布置出的故事,就这样,他洗脱嫌疑,赢得了命运。
 
  
  电影《赛末点》剧照
  
从这个意义上说,伍迪·艾伦对人性有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冷酷的判断。在《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杀人之前,虽然有大段大段的心理建设以证明自己谋杀的正当性,比如“那个老太婆又愚蠢、又无用、微不足道、心狠手辣、衰老多病不但对谁也没有用,相反,对大家都有害”,或者“几千桩好事不能抵消一个小小的罪行吗?……这样一个病病歪歪、愚蠢透顶、心狠手辣的老太婆的生命,在大众的天平上又算得了什么呢?充其量不过像一只虱子、一只蟑螂的生命罢了”,但在谋杀真正发生之后,拉斯柯尔尼科夫发现,“我杀死的是我自己,而不是老太婆!我一下子就把自己毁了,永远地毁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辈子都为这件事所困,他怀疑信仰,却无法否认信仰,他是书写黑暗的大师,却无法停留于黑暗,哪怕结局时的忏悔在文学意义上显得软弱无力,他依然总会让忏悔发生,这就是别尔嘉耶夫所说,“杀人的人杀死了自己,否定别人的不死和永恒的人,也否定了自己的不死和永恒……不是功利主义对惩罚的恐惧必然阻止犯罪和杀戮,而不是人的不死的本质否定犯罪和杀戮,人类的良心是人永生的标志。”这是一种在任何黑暗时代都可以执守的乐观主义:罪恶会得到惩罚,如果不发生于外部,就会发生于内心。如果不是人间的律法,就将有上帝的审判。
 
  
  电影《罪与罚》(2002)剧照
  
然而伍迪·艾伦推翻了这件事。在《罪与错》中,眼科医生罗尔森让人替他谋杀难以摆脱的情妇,到了《赛末点》,克里斯变成亲自动手,他的情妇甚至刚刚怀上他们的孩子,他爱她,却并没有爱到要为她放弃上流社会的生活,扣动扳机的时候,克里斯没有任何犹豫。罪恶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发生了,他们杀了人,后来却都活得挺好,也看不出内心有何真正痛苦,在一段和死去鬼魂的对话中,克里斯说:“如果我被发现并受到惩罚,那也是应得的。至少这里还有一点正义。一点点可以期盼的希望。”但既然正义并没有发生,他也就安然接受现实,“你要学着把罪恶感埋在心里,继续生活下去”,杀人犯也有自己的心灵鸡汤,罪恶感或许也曾浓郁过,但时间稀释一切,到最后,没有他人知道的罪恶,终将等于从未发生,“喜剧就是悲剧加上时间”(《罪与错》的台词),死去的人默默地死去,活着的人快乐地活着,罪恶变成虚幻,运气替代道德,成为命运的最终答案。
  
身为犹太人,伍迪·艾伦始终无法摆脱这种虚无主义,这也许是基于对大屠杀中上帝缺席的疑惑。《罪与错》中,有一段600万犹太人的死是否值得的讨论,因为倘若没有上帝的最终审判,等于一切都被允许,这部电影中的Louis Levy教授是大屠杀幸存者,看起来早已度过伤痛期,但有一天,他莫名其妙走到窗边,跳了下去。后来有人说,这个角色和意大利作家Primo Levi有诸多相似,同样是奥斯维辛幸存者,同样坠楼身亡,同样没有任何预警和遗言,更不用说二人的姓只差一个字母。但伍迪·艾伦否认了这个猜测,他说自己是Levi的粉丝,但这个角色他已经思考多年,Levi却死于1987年,二人之间真的没有任何联系。但谁知道呢,也许这是一场弗洛伊德式的潜意识巧合,在伍迪·艾伦这里,如果谋杀600万人的罪恶也没有上帝的审判,杀一两个人的,当然更有理由轻快地脱身而去。
  
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来被视为书写人性罪恶的大师,在给朋友写信的时候,他自己也说:“我的本性是卑鄙的和激烈迷狂的,在所有的地方,在一切事情上,我一定要走到极限,我的一生都是越界到魔鬼那里。”但他大概没有想过,真正的罪恶是甚至不相信魔鬼的存在,既没有魔鬼,也没有上帝,另一个从集中营幸存的犹太作家诺曼·马内阿说,他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从来不相信美能够拯救世界,“但我们可以希望,它能在慰藉和补偿我们的孤独时,发挥一己之力。我们还可以希望,它所具有的美的愿景,对真相的诘问,对善的重新定义,以及它不可预知的有趣,终将难以遭到抛弃,即使在无常与危险的时代”。
  
非常感人,世事却不见得如此。去年在伊斯坦布尔旅行时,遇到上百人在独立大街上游行,举着那些十几年前失踪的亲人照片,土耳其政府从未站出来为这些人的失踪负责,哪怕他们被扔进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吧,总有至少一双手干了这件事,但什么都没有,真相、追责、忏悔。
  
回到我们这里,文革初期到底哪些学生打死卞仲耘,至今是个谜,难怪《三体》中叶文洁经历了这些后,会对人类整体失望,邀请三体人的毁灭式降临。这篇文章酝酿于一周之前,等我拖拖拉拉写出来时,又有一个叫雷洋的年轻人,莫名其妙死在我家的三十公里之外。再往前推,聂树斌,孙志刚,很多根本无法一口说出的名字。初夏总是惊人美丽,有樱桃、月季和短裙,在这样的夜晚,有多少双手沾血的人逃脱了命运和内心的双重惩罚,舒舒服服躺在沙发上吃樱桃刷手机,庆幸于自己的好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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